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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雄山遗址:秦时明月在 汉瓦证沧桑

来源:梅州日报    发布日期:2016-10-31 15:31:29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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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雄山建筑遗址位于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狮雄山的南面山岗。

  【关键词】

  赵 佗

  赵佗,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赵佗原为秦朝将领,曾与任嚣一起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后来被秦始皇任命为龙川令。秦末大乱时,赵佗割据岭南,于公元前203年(一说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公元前195年,赵佗接受了刘邦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公元前137年,赵佗病逝,享年逾百岁。在执政期间,赵佗实行“与越杂居”“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岭南也开始有了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赵佗是引导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伟大政治家。

  长 乐

  如今的梅州市五华县,在秦朝、南越国(约西汉早期)时属龙川县辖地。华城镇自北宋天禧二年(1018)始称长乐镇,熙宁四年(1071)设长乐县,置县治于长乐镇,到民国三年(1914)长乐县更名为五华县,长乐镇也改名为华城镇。根据当地民间传说,长乐县、长乐镇之名均得自西汉前期南越王赵佗在如今华城镇一带所修筑的“长乐台”。据史料记载,赵佗统治南越国时在岭南地区筑了4个行宫(台),分别是广州朝汉台、广州越秀山越王台、新兴白鹿台、五华长乐台。明末清初学人屈大均在其著作《广东新语》中曾记载:“(四台)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佗之旧治。”

  【问迹寻踪】

  “五华山下越王台,故址犹存卓氏宅。传闻基石大专车,乃令毁弃无遗迹。”这是清道光《长乐县志》编纂者、举人温训所作的《越王台怀古》。诗中的“越王台”,便是位于五华县华城镇由南越王赵佗所建的“长乐台”。如今长乐台杳不可寻,但在附近的狮雄山上,两千多年前中原汉人在岭南留下的足迹,昭示古老长乐的历史底蕴。

  秦汉旧城址 狮山汉瓦多

  距离五华县城水寨20多公里的华城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两千多年前,南越王赵佗在五华山下建筑长乐台,所以五华县古称“长乐县”,而如今的华城镇旧名“长乐镇”,曾为长乐县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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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狮雄山塔

  “华城古迹长乐宫,狮雄古塔在城东;西边有座城隍庙,东征遗址落城中。”这是流传于华城镇的一首民谣,唱出了千年古邑的厚重人文历史。狮雄山位于华城镇塔岗村,由南北两个高岗组成,侧视宛若蹲伏的雄狮,因而得名“狮雄”。著名的秦汉城址就坐落在南部的高岗之上,为了避免破坏,目前狮雄山遗址被考古专家技术处理后回填了。据了解,该处遗址发现于1982年的文物普查,后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4次调查、发掘,初步将其定性为南越国时期的宫殿建筑遗址。2011年,为明确狮雄山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和性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雄山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六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遗物,发掘的遗迹面积扩大到28万平方米。专家认为,该遗址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建筑;从结构上看,遗址是由壕沟和建筑遗迹共同构建的城址,是岭南城址的新类型;而对遗址性质的判断则尚无一致的意见。

  记者站在狮雄山上看到,曾经被挖掘过的遗址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听着狮雄山管理处主任翁照全介绍,“某一处曾被清理出房屋基址、木构望楼基址,另一角曾有夯土墙体、排水沟、壕沟、陶窑……”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古城似乎穿越时空,呈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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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温酒樽

  据了解,狮雄山遗址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封泥、建筑材料、陶器、石器、铁器以及碳化植物标本等物品,如今多馆藏于五华博物馆。县博物馆馆长张汉彬介绍,建筑材料是秦汉时期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以板瓦、筒瓦为最,瓦当居次,砖类最少。板瓦、筒瓦表面均饰绳纹,内面以凸麻点纹为主,瓦当纹饰主要为涡树纹。陶器有瓮、罐、壶、瓿、盆、盅、釜、熏炉、钵、器盖、盒、三足小盒、纺轮、网坠、权、丸等。石器则有石凿、石锛、石刀、石矛、磨盘、磨棒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从这些出土的文物,可窥见多元一体的南北文化交相辉映,相互融合,共同孕育了粤东北的秦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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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雄山遗址出土的秦汉遗物如今多馆藏于五华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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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是秦汉时期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图为阳云箭纹瓦当。

  城址扼要冲 攻守睨粤东

  遗址极有可能是秦朝和南越国时期“定楬”城址所在,那么它选址建于狮雄山便绝非偶然。

  展卷五华华城地图,清楚可见五华河贯穿河谷,与潭下河交汇。考察古代交通方式,从秦汉到清初,岭南出行无外乎水陆舟车。长乐所在的五华河河谷位于韩江上游,自古从长乐到潮阳,陆路路途遥远、瘴疠袭人,水路交通虽然速度快,但因韩江波急水恶而行船异常艰险。相比之下,长乐与龙川、兴宁地缘相近,交通相对安全、便利。龙川与长乐之间虽然横亘着连绵的高峻山岭,但横陈岭中的天然路隘一直是勾连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的主要通道。长乐与位于东江上游的龙川雄踞于山岭两侧的水路要冲,形势险要,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如果突破长乐,即可西叩“粤东锁钥”——蓝关,入蓝关抵达龙川顺东江径直行船可到惠州、番禺;反之,如果龙川失守,过长乐顺韩江而下,可以反控潮、梅。于地理位置而言,“定楬”城址狮雄山地处五华河中游,也在岐江、潭江、乌陂河交汇之处,向东可扼制梅江-韩江上游水道,向西可迅速抵达东江上游的龙川县,向北可以直达兴宁盆地,是粤东地区的交通节点。

  从长乐县的建制沿革史也可以看出,长乐与东江上游的交往更为密切,两千年来长乐受珠江三角洲及东江流域影响更大。自从秦始皇三十三年至宋熙宁五年长乐建县的1286年内,长乐共有545年直接隶属于龙川县;从熙宁五年到清雍正十三年的663年里,长乐虽独立置县,但仍被行政中心位于东江流域的循、惠等州府所管辖。因而有考古专家推断,狮雄山遗址应该是秦时为征服和统治揭岭地区少数民族而营建的城址,到南越国时仍然沿用。

  古塔仍巍峨 文士且流连

  狮雄山上还有一处著名古迹,那便是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狮雄山塔。站在塔下仰望,狮雄山塔坚实浑厚,雄伟壮观。塔底用石砖砌筑,塔身用青砖砌筑,外观为八角九层楼阁式。塔门额嵌着一块“万代瞻仰”的题额,由建塔时的长乐县令詹子忠所撰。塔里各层开有拱形或火焰形窗,出檐构件工艺精细,风格独特。走进塔内,一层现供奉着观音、关公和财神,沿着蜿蜒的阶梯走上第八层,站在平台上可尽收狮雄山风光,向西南方远眺可看见五华河及大片田野。清代五华诗人张铁珊曾为塔题联:“山作屏,地作毡,月作灯,烟霞作楼阁,雷鼓风箫,长庆升平世界;塔为笔,天为纸,云为墨,河瀚为砚池,日圈星点,乐观大块文章。”

  据了解,狮雄山塔由明万历年间的守道蔡国炳、署县事通判蒋杞和县令詹子忠倡建,历经五年建成。这座塔建成后,山与塔倒影河中,尤其春季景色宜人,“塔冈春涨”便成为古长乐八景之一。明朝长乐县佥事雍澜游览后,曾赋纪游诗:“塔冈浮高俯入湾,流霞沉碧撼三澜。泛槎何处寻仙子,消息盈虚指顾间。”

  明清至民国期间,塔冈醮会也是盛名在外。醮会每5年举办一次,时间为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各姓群众除在山上搭起祖先宫设坛祭祖外,还大摆山歌擂台,山歌师纷纷登上塔顶作擂主,与四方歌手赛唱客家山歌。其时,就连龙川、紫金、河源等地的群众也赶来参加,历时五六天,场面极为热闹。

  【专家视角】

  遗址是研究南越国初期粤东文化的实物标本

  记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狮雄山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广东乃至全国考古、史学研究界,为什么它的地位如此重要?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蒋波博士:从已经挖掘、发现的狮雄山遗址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先秦时期已经有族群在五华生活蕃息,并与中原文化有所交融。狮雄山遗址是一座秦汉时期与南越国密切相关的大型城址,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亚于广州的南越国宫署等遗址,按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的话来说,就是“狮雄山遗址填补南越国早期历史的缺”。  

      对于狮雄山遗址的性质,我个人偏向于认定狮雄山遗址为秦汉定楬县治遗址,大约建于秦朝平定岭南的时候,扩建完善于南越国初期,大约到汉武帝平越时毁弃。据相关文献记载,秦朝平定岭南后,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南海郡下辖四县(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另一说为六县(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冽江、揭阳),郡治在番禺(今广州)。那么根据目前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定楬”应是文献记载之外的一个县。这不仅为探究南越国粤东郡县制演变提供了新路径,也对粤东文化圈乃至客家先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  

      记者:从史学研究角度来说,狮雄山遗址对客家文化的研究有哪些影响?

      蒋波: 我们知道,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赵佗也采用了这一制度,目的是“和辑百越”。定楬县设立后,政令划一,中原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也逐渐传开。定楬县治位于狮雄山这个河网密布的地方,交通便利,因此接受汉文化较早的龙川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和闽越文化在这里会聚,并与当地越族文化交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粤东文化圈。由于地理环境使然,粤东文化圈又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其中具有合理内核的传统习惯为后来文化所沿袭,这在当今客家文化中也有佐证。再者,狮雄山遗址当中不仅有秦汉城址,还有唐宋明清等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尽管学界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尚有争议,但客家文化中“崇文重教”“重农轻商”“尊祖敬宗”“重孝悌薄强权”“重名节薄功利”等传统价值观念,都可以在秦汉南越国文化中找到它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狮雄山遗址作为粤东目前唯一被发现的秦汉遗址,对于研究前客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逸闻轶事】

  扑朔迷离长乐台

  赵佗所建的长乐台,是五华之前长乐县命名的由来,一直备受关注。它的选址在何处?清代的地方志书一般认为,它位于县城(华城)西北的五华山下,但是目前却缺少佐证。  

  1982年,狮雄山建筑遗址的发现,加上初步的考古挖掘,这里一度被认为是长乐台的所在地,如此一来,原来志书所云的位于五华山一说就被否定了。1992年6月,华城镇华新街103号店铺改建拆除石墙时,发现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阴刻行书体“越王台故址”五字,但未署明立碑年代。由于已被挪移成了砌墙材料,这块石碑原来竖立的地址也无法确定。  

  2011年至2012年间,狮雄山再次进行考古勘探,根据一系列文物的出土,不少专家认为这里是秦代就已经存在的城址,而不是始于赵佗为迎接汉朝使者而建的长乐台或朝汉台。虽然有云,唐代崔铉炜、韦隐曾游长乐台,并作有登台诗句,但诗文已经难以窥见,内容不详。长乐台的详细地址以及遗存文物如何,仍待未来的考古发现。